引子
美国以巨大的货物贸易逆差为借口挑起中美双边贸易摩擦,
并以此为由在贸易和投资等领域出台系列措施压制中国, 中国随即反制,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为贸易战。美中货物贸易逆差真的是中美贸易战的现实起因吗?事实证明, 巨大的货物贸易差额并非中美贸易战的起因, 一方面,
美中货物贸易逆差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美国对华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控制, 并非是中国“奖出限入”的经贸政策;另一方面,
由于原产地原则和其它统计方法上的重大缺陷造成了美中货物贸易逆差虚高,
它并不能真实反映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竞争力和贸易收支。纵观20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贸易战的历史大背景,
这次中美贸易战的本质是作为老牌守成帝国的美国与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之间的全球战略竞争在经贸领域的反映, 其具有结构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并非是减少美中货物贸易逆差所能解决的。为此, 我们必须科学分析中美贸易战的本质, 保持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既有战略的定力,
沉着应对中美贸易战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
自1979年中美建交和签订双边贸易协定以来, 两国之间的贸易发展迅速, 但也摩擦不断, 尤其是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 以美中货物贸易巨额逆差为由, 美国采取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行动, 挑起了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
2018年5月初,
美国代表团来北京与中方在经贸领域进行了第一轮谈判, 尽管“进行了坦诚、高效、富有建设性的讨论”,
但是“在一些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2018年5月中旬, 中国代表团访问美国, 与美方在经贸领域进行第二轮谈判,
发布了《中美经贸磋商的联合声明》, 并停止互相加征关税, 避免了贸易摩擦升级, 中美经贸关系看似由此从正面冲突转向长期谈判。
2018年6月15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置中美双方已经形成的共识于不顾, 批准对约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 并在6月18日威胁中国, 若中国继续反击,
将再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作为回应, 中国表示, 若美方一意孤行,
中国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进行反制, 且中美双方此前磋商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不再有效。7月6日,
美国正式对第一批清单上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作为反击, 中国也于同日采取同等规模和力度的征税措施,
并就美国对华“301”调查项下正式实施的征税措施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 追加起诉。至此, 中美贸易摩擦正式升级为贸易战。7月10日,
美国又公布针对中国20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10%的详细清单, 更有甚者, 8月3日美国表示将2000亿美元进口商品关税提升至25%;作为反制,
中国依法对自美进口约600亿美元商品按四挡不同税率加征关税。至此, 中美贸易战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不断强化的中美贸易战背后, 绝不仅仅是两国经济利益的冲突, 而是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的对立。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回顾历史将有助于我们更好了解这场中美贸易战的背景、起因、实质并提出应对之策。
从19世纪末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大视角来看,
目前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并演变为贸易战,
它反映了作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的帝国主义美国对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迅速崛起的防范和压制。纵观历史长河,
世界老二难当。美国GDP在19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先后超过英国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一。经过20世纪前半期的两次世界大战, 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德意日战败, 在美英的倡导下组建了两大国际经济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世界银行)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
之后又签订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GATT) , 美国才最终成为引领全球经济规则制定的世界第一强国,
但在此之前其却潜伏了半个世纪之久。在1945年至1991年美苏冷战期间, 社会主义苏联成为世界第二, 苏联以经互会和华约为依托,
客观上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美苏之间的霸权争夺从古巴导弹危机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的星球大战计划,
最终以苏联解体、苏共丢失政权而告终。苏联解体后,
世界第三的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早在1985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财长会议迫使日本签订“广场协议”, 导致日元兑美元急剧升值,
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 至今未能翻身。随着中国改革不断深入, 开放日益扩大。1978年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党代会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 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中国经济获得了迅猛发展, 国际经济地位不断提高。2010年中国名义GDP总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 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在世界的影响力不断提升。这必然会引起当今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美国的高度警觉。为了维护世界第一的霸主地位,
美国采取行动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就不足为怪了。
虽然GDP总量是衡量一国经济规模的有效指标之一,
但并非是衡量一国综合实力的最佳指标。中国清王朝康乾盛世时期GDP占世界的1/3左右, 由于闭关锁国,
不到100年的时间就被后起的英国击败。因此仅用GDP总量衡量一国的综合国力是不科学的。目前中国GDP总量虽排名世界第二,
但人均GDP不到美国的1/6, 虽然中国制造业体量大, 但实际技术水平并不高, 且中国经济结构不甚合理, 第三产业占比偏低,
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改变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经济规模不等于硬实力, 所以中国近些年努力推进产业升级, 实行工业4.0计划,
提出“中国制造2025”, 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努力发展高科技产业, 提升中国硬实力, 从经济大国转变为经济强国。
美国担心中国产业升级后将与自己形成直接的战略竞争,
影响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 如果这个优势丧失了, 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会受到严峻挑战。因此,
此次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所涉及的领域主要集中在中国正在进行产业升级的中高端产品上。高新技术行业是美国最具出口竞争力的行业之一,
故美国长期限制该行业对中国的出口。不仅如此, 美国还试图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 比如通过各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贸易和投资规定,
以及类似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 于基于国土安全考虑而实施的单边审查工具, 制约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发展。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公布的1300多个独立关税项目中, 其所涉及的产业几乎全部集中于“中国制造2025”所支持发展的产业,
事实上这些产业占中国出口至美国货物贸易的比重较小。因此, 美国打着贸易保护旗帜实则打压“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目标昭然若揭,
足以看出美国的霸权主义思维。
中国新旧动能转换的不断推进促使着中国经济发展向高质量演进,
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逐渐由互补发展成为全球的战略竞争, 一个是世界霸主的帝国主义守城大国, 一个是迅速崛起的社会主义新兴大国,
两国今后无论在经济、地缘政治、军事还是文化上, 都面临着全球的战略竞争。可以预见,
未来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高超音速以及生物技术等战略科技领域, 正在快速发展的中国企业肯定会继续受到来自美国的遏制。
美国以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为由挑起的贸易摩擦和开打的贸易战,
可能会使一些人得出货物贸易巨大差额是中美贸易战的起因的结论。但研究表明,
货物贸易巨大差额不是中美贸易战的起因。美国以对华货物贸易巨额逆差为由发动贸易战,
其根本原因是世界霸主老牌帝国主义美国对迅速崛起的社会主义中国持有戒心,
并对中国至关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战略压制。尽管中国同意增加对美国的进口是新阶段中国对外经贸政策的必要调整,
但中美之间的贸易收支失衡具有结构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短期内是不可能轻易解决的。
美国总货物贸易逆差在2002-2008年间呈扩大趋势,
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大幅度收缩,
2010年开始恢复并呈波动式上升;其中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占美国总货物贸易逆差的比重也逐年上升,
由2002年的22%升至2017年的47%。从数值上看, 2017年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高达3752亿美元,
占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总额的将近一半。由此来看不难理解美国高度重视与中国的贸易收支失衡问题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何在经贸问题上屡屡针对中国。
然而值得思考的是, 美国对华货物贸易巨额逆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美中货物贸易逆差是否真的如美国统计的那么高?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如下:
(一) 美国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控制加大了美中货物贸易逆差
美国认为, 美中货物贸易巨额逆差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奖出限入政策和外汇倾销。笔者认为, 这种指责是站不住脚的。
在贸易政策上,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指责中国通过设定高进口关税和对出口行业进行非法补贴获得不公平的贸易利益。据世界银行统计,
2017年一年美国对华贸易争端立案总数从2016年的44起增加到51起, 创下历史新高;2018年5月中美第一次贸易谈判中,
美国要求中国减少2000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逆差,
并停止对“中国制造2025”的补贴和其他形式的政府支持;7月20日特朗普宣称要将征税范围进一步扩大至5000亿美元,
几乎覆盖了中国出口至美国的全部商品。然而, 美国对中国的指责是不合理和不公平的,
因为美国、欧盟和日本政府也曾经大量补贴各自国内弱势或新兴产业以促进其发展,
这些发达国家通过政府补贴并在一些行业中取得绝对优势之后却不允许后发国家也进行相关补贴, 这是对后者的不公平;且美国在指责中国的同时,
仍在通过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政府补贴促进农业、汽车等产业的生产和出口。此外, 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 存在不同的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
所以在不同产品的进口关税上存在一定差异并不违反WTO的相关规定, 美国以汽车行业为例指责中国关税过高的说法是以偏概全。
在汇率政策上,
美国曾一度指责中国通过削弱人民币汇率来促进出口。实际上, 人民币汇率虽然对中国出口贸易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影响并不大。世界银行统计的统计表明,
从历史上看, 1994年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是1:8.7, 而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很小,
仅为294.9亿美元;到2017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1:6.6左右 , 而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升至3752亿美元。此外,
虽然人民币汇率在2014-2016年期间出现阶段性贬值, 但这与谋取额外贸易利益无关, 因为相较于前一年,
中国外汇储备在2015年和2016年分别下降了5126亿美元和3199亿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若中国有意操纵人民币贬值显然不利于稳定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
有违“汇率操纵”论断。李稻葵和李丹宁年的研究成果也表明了人民币汇率对美中贸易逆差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由此可见,
人民币汇率问题与中美两国货物贸易巨大额差没有任何的直接关系, 这难以解释中国对美货物出口贸易的爆发性增长和货物贸易巨额顺差。
美中货物贸易巨额逆差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对华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控制。贸易的本质是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
中美两国在劳动力成本上存在着巨大差异, 这决定了中国在中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领域具有比较优势, 而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具有更强的比较优势,
中美贸易结构由此决定。但1949年以来, 美国控制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华一直实行歧视性出口管制政策, 直到2007年,
美国商务部仍发布了《对华出口管制清单》, 规定航空发动机、先进导航系统等20个大类的美国高科技产品不得向中国出口。反之,
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进口高新技术产品, 中国顺势而动, 将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对美国出口不断扩大;而美国逆势而为,
将自身具有竞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品进行出口管制, 直至今日也并未放松。一正一反, 美国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贸易被严重抑制,
导致美国在该类产品上长期保持对华贸易逆差, 且逆差数额不断扩大。2004年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贸易逆差为362.97亿美元,
占对华贸易逆差总额比重为22.37%;到2014年, 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逆差增至1237.43亿美元 。可见,
如果美国不对出口到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实行管制, 则可以大幅度降低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
(二) 用原产地原则的统计方法和转口贸易高估了美中货物贸易逆差
基于现行的原产地原则的货物贸易统计方法实际上夸大了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在生产高度全球化的背景下,
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的各个环节进行战略布局,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
通过加工组装的方式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虽然中国所获得的利益仅为价值链中加工组装环节的增加值,
但当前的原产地原则的贸易统计方法却把总的商品价值记为中国的出口额, 这一统计方法的滞后直接导致了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被夸大。以苹果手机为例,
在中国完成组装并出口至美国的每台手机出厂价为240美元, 该手机生产中附加值较高的设计部分在美国完成, 核心元器件来自日本、德国和韩国等国家,
中国仅负责组装部分, 每加工一台苹果手机只能赚取8.46美元。但是苹果手机最终从中国出口到美国,
中美两国的海关统计都将其价值总额记为中国向美国的出口, 这明显夸大了中国的贸易顺差。
转口贸易是生产国和消费国不直接进行而通过第三方进行的贸易,
中国香港作为著名的自由贸易港, 转口贸易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货物贸易额的统计中,
转口贸易从两个方面高估了此数据:一方面, 美国官方将中国香港的转口贸易额笼统地计入中美贸易总额,
但实际上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 中国并非这些货物的真正出口国;另一方面, 在统计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时,
美国官方按离岸价格计算出口金额, 而按到岸价格计算进口金额, 这使得装卸、运输和保险等费用被双倍计入了当前统计的中美货物贸易逆差。此外,
在美国对中国出口货物贸易额的统计中, 并未将通过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以转口贸易形式间接卖给中国的商品计算进去,
这样一进一出, 大大高估了美中货物贸易逆差。
(三)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贸易转移效应扩大了美中货物贸易逆差
外商直接投资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
把FDI母国对第三国的货物贸易顺差转移成东道国对FDI母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和东道国对第三国的货物贸易顺差。改革开放以来,
日本、韩国等地区不断把一些劳动密集的出口加工贸易型产业转移到中国大陆地区,
这些外资企业从母国或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生产设备、原材料、中间品或关键零部件, 在中国大陆地区进行加工制作,
然后将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出口到美国。实际上这是外资企业母国对美国的出口,
但是在进出口统计中却全部被计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中国FDI的增加实际上把这些国家和地区对美国的出口转移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造成美中货物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所以用当前方法统计的美中货物贸易逆差数额来评价中美货物贸易的利益得失是不科学且有失公平的。
(四) 不考虑中美服务贸易和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净误差与遗漏”夸大了美中货物贸易逆差
国际贸易除了货物贸易还包括服务贸易。对于中美贸易平衡,
应该对经常账户整体进行分析, 不能只关注货物贸易。在服务贸易领域, 中国服务贸逆差从2009年的153亿美元攀升至2016年的2331亿美元,
增长了近15倍, 其中, 中美服务贸易逆差额由2006年的12.7亿美元提升至2016年的368亿美元, 扩大了近30倍,
远高于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的增长速度。仅从货物贸易角度来讨论中美贸易失衡, 而忽略两国服务贸易的收支状况, 是有失偏颇的。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
中国居民出境旅行、留学或就医等期间所购买的商品一般被计入旅行服务贸易项下, 而在实际生活中, 中国代购盛行,
这意味着大量原本应被计入货物贸易的商品最终却被统计到了服务贸易中。据世界银行统计, 2017年中国旅行服务贸易逆差为2251亿美元,
占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总额的比重高达84.8%, 美国又是中国居民出境的一大目的地, 由此可见, 美中货物贸易逆差实际上被放大了。除了旅行服务贸易,
中国对美国服务贸易逆差较大的领域还有知识产权使用费。虽然受制于美国对中国实行的高新技术出口管制,
但是2001年以来其累计逆差额仍然达到2049亿美元, 其中2017年为239亿美元。随着中国制造业的进一步升级,
中国对国外知识产权的需求将不断增加, 若美国放松对中国的高新技术出口管制, 仅从经常账户整体来看, 美中货物贸易逆差就会大幅减少。
作为国际收支平衡表的抵消账户,
“净误差与遗漏”在统计上应该具有显著的随机性, 如果其存在阶段性特征, 例如方向的阶段性维持, 则说明其有特殊的经济含义;同时,
根据国际惯例, “净误差与遗漏”的规模占同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应该在正负5%以内, 否则平衡表就是不可靠的。据世界银行统计,
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净误差与遗漏”从2014年第二季度开始到2017年第四季度一直为负值, 且在2017年,
中国“净误差与遗漏”占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比重为5.6%, 说明可能存在经常项目顺差被高估,
或者对外资本输出被低估的情况。导致中国“净误差与遗漏”项长期为负且规模巨大的经济原因除了可能出现资本外逃,
还有可能是企业虚报出口。特别是在人民币单边升值的时期, 一些企业为了完成出口业绩以获得地方政府奖励,
在海关申报中虚报出口规模。海关统计中记录了虚报的出口数据, 但实际中并没有外汇调回, 而国际收支平衡表是基于海关数据制定的,
这部分缺失的出口收入数据最终构成了“净误差与遗漏”中负值的一部分。虽然不能确定“净误差与遗漏”的具体构成状况,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
在统计美中货物贸易逆差时如果不考虑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净误差与遗漏”, 主、就会高估贸易逆差。
现有研究表明,
评价中美贸易平衡关系, 应综合考虑中美两国的货物贸易平衡、服务贸易平衡以及经济合作平衡, 不仅要考虑贸易和投资的流量平衡,
还要考虑贸易和投资的盈利平衡, 因而采用综合贸易所有权评价法能更加全面地评价中美双边贸易关系。夏先良采用该方法测度中美贸易差额后发现,
在综合平衡中美所有分支机构在对方市场的销售额后, 中国对美国存在大额贸易顺差;在综合平衡中美控股公司在对方市场的销售额后,
美国对中国存在小额贸易逆差。然而,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和发展, 虽然综合贸易所有权评价法能够从总量上较为客观地反映中美贸易平衡关系,
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贸易收支状况衡量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实际收益,
否则会出现转口贸易高估美中货物贸易逆差的问题。刘遵义等用国内增加值的方法测算2002年中国出口至美国的货物总值,
结果仅为用传统贸易差额法得到的总值的一半。后来, 分解贸易增加值的方法不断完善, 逐步形成了全球价值链贸易增加值评价法,
该方法能够从中美实际获得的贸易增加值出发, 准确地评估中美贸易的利益分配关系,
是评价中美贸易关系更为科学的核算方法。夏先良用该方法估算了中美增加值贸易差额, 发现中国在贸易值和贸易利益上均为逆差方,
而美国才是顺差方。由此可见, 美国总统特朗普以美中货物贸易巨额逆差为由对中国进行的指控与事实不符,
货物贸易巨额逆差不是中美贸易战的起因。美国基于不符合时代要求的货物贸易统计方法计算得出美国对中国存在高额货物贸易逆差,
并以此为借口来攻击中国的贸易、产业、汇率以及知识产权制度或政策, 使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 其真实意图在于阻挠和遏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从历史上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与博弈来看,
今日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作为老牌守成帝国的美国与快速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之间的全球战略竞争;从更长远的视角看, 是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之争,
重点在于争夺世界经济的主导权和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权。美国围堵中国, 扼制中国的崛起, 意在继续主导世界经济的发展,
防止中国对美国霸权的染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美国在挑起贸易战的同时, 已在经济、政治、军事、地缘政治和文化上对中国进行了全面施压、围堵和遏制。
(一) 美国在经济领域施压中国
在经济上,
美国采取组合拳, 从投资、金融和贸易三个方面向中国全面施加压力。在投资方面, 美国政府采取的税制改革, 不仅涉及范围广、金额大,
关键是要把原先全球征税体系转变为属地征税体系, 其主要目的是引导资本回流美国, 促使美国就业和收入增加,
这种意图和手段也符合部分美国在华企业的需求。近10年来, 中国统一内外资所得税率, 中资企业快速发展,
中国政府也加大了对中资企业的支持力度;相应地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优惠待遇不断削弱,
中资企业在人才和市场等方面对外资企业构成了威胁。美国在华企业愈发感到焦虑和不满, 这种不满情绪会很快传至美国媒体和政界,
对中国执行产业政策手段的指责、“301”报告的出台以及拟限制中国赴美投资政策均是这种不满情绪的宣泄。在金融方面,
美国意图通过加息缩表吸引全球资本特别是在华外资企业资本流向美国市场, 引发人民币的汇率风险;若中国守不住相对固定的人民币汇率,
则容易触发中国金融危机。虽然中国可以通过外汇储备等方式进行有效防范, 但是若美元储备不足也容易给中国带来金融风险,
美国这一行为无疑会对中国接下来的货币政策产生巨大压力。在贸易方面,
美国以中美货物贸易长期保持巨额逆差、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和中国不遵守WTO承诺为由, 2018年7月6日正式对34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
发动了中美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同时为坚定美国中西部农业洲支持贸易战的信念,
美国白宫竟通过了高达120亿美元的补贴计划以帮助可能在贸易战中受损的豆农。美国这种不顾世贸规则的霸凌主义行为反映了美国对中国产业政策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不满,
以及对中国进军高科技领域威胁美国高科技垄断地位的担忧, 表面看是发动贸易战, 归根结底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帜来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
(二) 美国在政治同盟上挤压中国
在价值取向上,
美国与日本、欧盟等形成同盟, 至今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尤其是在亚太地区, 日本和韩国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国,
在特朗普上台之初就与之进行密集高层接触。先是2017年2月特朗普邀请安倍访美,
美国副总统彭斯、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务卿蒂勒森也频频访问日本和韩国;再是2017年7月和9月, 美日韩三国首脑会谈,
逐步结成并巩固了“三角同盟”。越南和菲律宾因南海问题一直以来与中国摩擦不断, 因此特朗普对这两个国家给予了高度重视,
在2017年11月的亚洲之行中特意访问了越南和菲律宾, 并多次提及“印太”概念, 企图拉拢两国与之形成同盟,
至此特朗普的亚洲战略开始加速成型。为了推进并实现这一战略, 特朗普联合日本和澳大利亚达成了在印太区域深化安全与战略合作的共识,
并引诱印度加入并支持“印太战略”形成四国联盟, 以达到制衡中国的目的。对于亚洲以外的盟友国, 特朗普也并未放弃拉拢,
并已取得一定成效。虽然特朗普的贸易制裁枪口也指向了欧盟、加拿大等盟友国, 但是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这是美国逼迫这些国家明确站队,
用强硬手段要求其盟友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与其统一战线。在2018年6月20日的G7首脑会议上, 特朗普提出G7国家一体化计划,
主张7个国家之间实现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 试图诱使欧盟及其他发达国家与美国坚定地站在一起, 逐渐将WTO边缘化。该计划已得到欧盟正面响应,
华盛顿时间7月25日, 美国与欧盟达成贸易协议, 在非汽车行业达成了消除关税及贸易壁垒的共识,
欧盟也同意从美国进口更多的大豆和液化天然气。结合7月17日欧盟和日本达成的零关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8月9日美日举行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这意味着美日欧三大经济体超越WTO规则将实现更深层次的融合, 将形成新的自由贸易核心区。在美欧此次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也提到要“推动WTO改革”,
实则是要建立有利于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经贸发展的WTO新规则;声明中还提到要“解决不公平贸易行为”,
其具体解决内容几乎是照搬“301调查”中对中国的指责,
实则是从意识形态层面将发达国家与中国对立起来。此时寄希望于联合欧盟抵制美国无异于异想天开。事实上,
发达国家在对待中国的强制性知识产权许可和非市场经济导向等方面与美国的立场并无二致。
(三) 美国在军事领域挑战中国
在军事上,
美国插手中国的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扩大势必导致中美双方的军事对立。2018年1月9日,
美国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 并认为“中国使用经济手段来恐吓邻国,
并且军事化南海地区”。随后在2月3日发布的《核态势审议报告》中点名中国与美国削减核武器的行为背道而驰。从美国对中国一系列的态度和立场可以看出,
美国的遏华战略已从温和型转向攻击型, 特朗普也曾表示当选后将加强美在东海、南海的军力部署, 威慑中国。特朗普上台后,
美国对中国岛礁军事化、破坏航行自由和危害地区秩序的指责不绝于耳, 打着航行自由行动的旗号实施挑衅之实。事实上,
美国才是岛礁军事化和危害地区秩序的始作俑者。在南海问题上, 2017年11月11日特朗普访问越南期间就表示要帮忙调停或仲裁中国和越南的南海争端,
实则是要通过南海问题迟滞中国崛起, 巩固美国在亚太的霸权地位。为了达到围堵中国的目的, 美国把退役下来的军舰和军备武器转让甚至赠予了越南,
并授予相关的操作技术, 大幅提升了越南在南海争端上与中国对抗的军事实力;最近一年, 美军闯入中国南海12海里内的频率和烈度大幅提升,
在南海及周边地区的军事部署也在不断加快;此外, 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 美国又有了新的野心, 驻韩美军开始考虑在更大范围内承担任务,
并加强了战略灵活性, 意在插手中国的南海问题。在中国台湾问题上, 美国先是不断违反“一中原则”,
仅2018年3月至5月期间就通过了5个涉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法案,
分别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方面挑拨中国台湾与大陆内地的关系;随后便是有计划地派遣军舰穿过中国台湾海峡, 并策划参加中国台湾地区军演,
军舰穿台海计划在2018年7月7日得到实施, 其他军事干涉也会接踵而至。这一系列行为背后是对中国底线的挑战。
(四) 美国在地缘政治上围堵中国
在地缘政治上,
美国推行“印太战略”, 对中国形成“C”形包围圈, 并在外交上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围堵。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
美国认为这是中国地缘政治扩张, 是对美国领导的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在这种猜忌和担忧的影响下, 特朗普政府开始推行“印太战略”,
联合印度、日本及澳大利亚试图阻碍“一带一路”建设, 打击中国在亚洲乃至全球的影响力, 并提升自己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控制力。首先,
美国对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进行打击, 包括把巴基斯坦归为隐藏恐怖分子的国家,
并暂停对巴基斯坦的各类援助;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努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时, 美国就出台了《世界范围内威胁评估》报告,
将菲律宾定义为民主和人权脆弱的国家之一, 并指责杜特尔特阻碍了菲律宾的民主。其次, 美国还频频围绕中国周边地区进行外交活动。在2017年11月,
特朗普开启了为期12天的亚太之行, 在其访问日本、韩国、越南和菲律宾中多次推销“印太战略”,
而这个战略正是美国顶级的扼制中国的地缘手段;2018年6月12日, 美朝两国领导人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会晤,
不仅推动了半岛无核化、维护了地区和平稳定, 还解决了来自朝鲜的核威胁, 为集中精力向中国施压做了铺垫;为了遏制中国,
美国也准备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 一方面, 在G7首脑会议上提议允许俄罗斯回归G7集团, 另一方面, 在2018年7月16日,
特朗普就任总统后首次与普京进行正式会晤, 两方均传递出了美俄未来将拥有“超乎寻常关系”的讯号, 其背后原因在于俄罗斯已经没有实力挑战美国,
中国已经超越俄罗斯排在美国竞争对手的第一位。在外交上没有永恒的敌人, 只有永恒的利益, 从美国的一系列举动不难看出其围堵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意图。
(五) 美国在文化领域侵略中国
在文化上,
美国宣传的普世价值观与中国的四个自信及核心价值观产生冲突。普世价值观属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它宣扬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等;它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基础, 认为个人价值高于社会价值,
体现了极端的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想。在实践过程中,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着普世价值的幌子对非西方国家实行侵略和掠夺,
导致相关国家政治动荡、经济衰退、社会混乱,
给当地人民带来了灾难。这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显然对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中国不具有“普世”性。而中国奉行的四个自信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扬“社会本位”的价值观,
更符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情。如果把适合美国发展的普世价值观削足适履地套用到中国,
必然会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新的冷战已经开启,
贸易战只是中美全球战略竞争的一个缩影。在美国人的眼里,
目前中国世界第二的经济规模、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其对美国霸权必然构成潜在威胁。当中国的综合实力较弱时,
可以通过对美国进行经济捆绑, 让美国资本参与分享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红利,
从而降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戒备。但随着中国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实力的迅速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等,
美国将越来越感受到被中国超越和取而代之的风险, 其必然趁自己依然占据优势的时候对中国采取遏制措施以防患于未然,
中美两国之间互利合作关系已为战略竞争关系所代替。
在美国最新一版的作为指导美国国防安全与军事战略走向的纲领性文件《国防战略报告》中,
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对中国的定位已发生转变, 美国首次将中国定位为战略性竞争对手, 且相较于2008年发布的上份报告,
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点已经从恐怖主义转变为国家间战略竞争。
在当前, 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正面冲突难以避免, 但是在目前中美综合实力不对等、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不对称的情况下, 中国需要冷静观察, 科学分析, 沉着应对。基于此, 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
要冷静深入、科学细致地分析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目的和实质。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 面临美国的贸易挑衅,
我们的政界、媒介和学者对美国的战略判断分歧较大, 更有甚者, 在认识和处理中美贸易摩擦问题时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民粹主义色彩,
在这种条件下做出的研判必然缺乏科学性, 提出的对策缺乏针对性。新时代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一定要放到历史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解读。从目的看,
美国此举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从实质上看, 就是两种制度、两种体系和两种文化之争,
说到底就是守成大国帝国主义的美国与新崛起大国社会主义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上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之争,
也就是中美两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竞争。在认清美国挑起贸易摩擦和开打贸易战的目的和实质的同时, 我们既要客观科学评估中美贸易战对世界经济,
尤其是对中美经济的影响, 以利于保持战略定力, 更要积极主动地向民众传递这一信息, 引导民众理性、全面地看待中美贸易战。
其次,
要科学评价中国改革以来取得的成绩, 避免给美国提出的“中国威胁论”以借口。对改革开放以来的辉煌成就, 要实事求是地充分肯定, 但不要妄自尊大,
给美国“中国威胁论”的口实。虽然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通过这次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并演变为贸易战的一系列事实表明,
我们的经济规模不等于国家硬实力, 中国的人均GDP还不高, 中国在高精尖技术领域与美国之间仍有不小差距。我们要认清自己的不足,
要有危机感和忧患意识, 要继续韬光养晦, 要化竞争压力为发展动力。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中美今后在国际博弈过程中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既不能盲目轻敌,
也不能失去自信, 要以平常心勇敢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 制定适合自己的发展战略, 从今后相当长的时间看,
我们作为新兴的社会主义大国, 既要当好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又要当好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更要当好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第三,
要以这次中美贸易摩擦为契机, 全面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创新体制, 大力发展现代金融服务业, 加快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对内,
我们要加快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大力发展现代金融服务业, 优化经济结构, 推动经济向更高形态发展,
为中国顺利实现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提供有利的内部环境。对外, 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 扩大进口, 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在留住自身资本的同时也要吸引外部优质资本。在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营造与邻近国家或地区健康稳定的经贸关系,
联合亚洲、欧洲、非洲和大洋洲的国家和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广交朋友,
持续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并赢得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支持, 防范美国、欧盟、日本和印度一起对中国施压与遏制中国的发展,
积极创造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外部环境。
第四,
要充分吸取中兴通讯案例的教训, 不断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执法力度, 营造企业良性竞争发展环境。首先要从法律上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只有增加违法成本, 才能让真正投入研发创新的企业得到回报与进一步创新的动力,
让靠仿造或窃取技术的企业得到惩罚;其次要保障相关知识产权法律的执行效果。其实中国已经逐步在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但是由于维权成本较高和索赔困难往往阻碍甚至打消了被侵权人进行维权的意愿, 因此要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投入, 严厉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才能维护公平竞争;最后要重视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教育, 从思想上逐渐树立尊重知识产权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
三方面协同推进才能真正带动产品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和中国智造的发展。
第五,
要鼓励企业自主创新, 推动中国新旧动能的转换、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不断增强国家的经济和科技硬实力,
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目前在全球价值链的很多领域, 中国企业的核心技术、材料和设备都高度依赖于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企业,
中国企业仅仅参与加工装配环节。如果中国企业不能完全自主地生产不可替代的关键材料、设备和零部件, 任由其掌控在国外企业手里,
那么无论中国的产业体量有多大, 也无法摆脱“装配工厂、低端运行”的被动局面,
在全球价值链的利润分配上始终处于劣势。中国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生产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以及在战略性产业上拥有话语权,
靠的不是投资更多的下游组装和加工工厂, 而是培育更多拥有自主核心技术、关键材料和零部件的上游企业。因此,
我们必须实现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现代制造业的深度融合, 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转自：《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作者简介：
陈继勇, 经济学博士,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所长, 中国美国经济学会会长。
本期责任编辑：张馨
